在每個人都很忙、見面和聊天成為奢侈的今天，可以說，微信架起了親人、朋友間了解彼此生活的橋梁。微信集語音、短信、支付、游戲等功能于一體，大家用微信打車、購物，甚至是借錢、談生意，訴訟中，微信聊天記錄也常常被作為證據提交。微信聊天記錄可以被篡改、偽造，并不必然被法院采信。
在日常使用微信的過程中，
我們該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
避免踩“雷”呢？
王老板開了一家農業開發有限公司，主要出售茶葉、枸杞等農副產品。2012年至2013年期間，鄧女士向王老板購買了一些茶葉、茶具等產品，價值兩萬多元，因為資金緊張，便和王老板商量，等過段時間再付。為了客戶資源，王老板沒多想便答應了，隨后匆匆做了份提貨清單讓鄧女士核對，核對完后鄧女士在清單上簽了字。王老板還細心地開了收款收據，告訴鄧女士等她下次來付錢的時候直接把收款收據帶走就行。
有些“心大”的王老板隔天就把這件事給忘了個干干凈凈。2021年，王老板整理賬目時，發現鄧女士欠的貨款至今未付。多年過去了，跟鄧女士早沒了聯系，王老板想想兩萬多塊錢，也不少，便通過朋友多方打聽要到鄧女士的微信，聯系上了她。可事隔多年，鄧女士一口咬定自己沒在王老板那買過東西。無奈之下，王老板只能起訴到桐廬法院，要求鄧女士支付拖欠的貨款。
為了證明雙方的買賣關系確實存在，王老板向法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記錄作為證據。開庭的時候，鄧女士不認可該微信聊天記錄的真實性，法官當即要求王老板展示微信聊天記錄的原件。此時，王老板卻犯了難，因為生意往來較多，他有個習慣——經常清理聊天記錄，手機里的原始記錄已經被清理，無法提供。由于王老板無法證明微信聊天記錄的真實性，最終法院對此微信聊天記錄不予采信。好在王老板提交證據時，一同提交了當初交易時的提貨清單和收款收據，能夠證明鄧女士欠付貨款的數額，法院據此支持了王老板的訴請。
這里要提醒大家，用微信聊天時，要養成備份聊天記錄的好習慣，如果手機換新或存儲空間不夠了，可以提前在電腦上備份聊天記錄。同時，可以視情況使用“騰訊電子簽”功能。“騰訊電子簽”小程序，主要用于管理各種收據、簽訂租房合同等。通過該小程序簽訂電子合同，簽約過程和結果都會通過區塊鏈技術全程固定保存，最大程度消除被篡改的可能性，避免證據丟失，確保了證據的安全。
看了王老板的案例，你是不是心里會有疑惑：微信聊天記錄要怎樣才會被法院當證據采信呢？李老板的做法就值得大家學習。
李老板是開針織廠的，與張老板素有業務往來，為了方便核對，雙方每年均通過郵箱發送文件確認貨款及收付情況。一直以來雙方挺有默契，這邊發貨，那邊付款，合作還算愉快。可不承想，合作多年，偏偏今年鬧出了矛盾。2021年，李老板對賬后發現張老板還有20多萬元的貨款沒有付清，便通過微信直接向張老板討要。可張老板卻說只欠李老板六七萬元，李老板不樂意了，堅持說是20多萬元。雙方在微信里各執己見。由于賬目出入太大，遲遲談不攏，李老板只能起訴到桐廬法院。
為了打贏官司，李老板向法院提交了與張老板的微信聊天記錄作為證據。可沒想到，開庭時，張老板直接否認了微信聊天記錄的真實性，懷疑微信聊天記錄是虛假的、偽造的。李老板當庭拿出手機演示了微信聊天記錄中雙方的微信號、微信頭像以及原始的微信聊天記錄并播放了語音。當法官問張老板該微信賬號是否是其所有時，張老板只能點頭承認。面對確鑿證據，張老板坦言：跟李老板也合作了這么久了，希望能夠和李老板再好好核對下，確認貨款后一定如數支付。最終張老板和李老板達成調解協議，并保證在規定期限內將貨款付清。
通過李老板的案子，我們不難發現：起訴時，應當提交雙方個人信息界面——微信頭像、昵稱、微信號、地區等信息，以此判斷當事人身份的真實性。同時，應當提交完整不間斷的微信聊天記錄，不能只截取對自己有利的部分，語音要轉化成文字，視頻要用光盤等存儲設備保存。開庭時，應當根據法官要求，使用保存微信聊天記錄的設備登錄微信，展示雙方個人信息界面驗證身份，展示聊天內容證明證據真實性，對語音、視頻、圖片、轉賬信息等內容打開展示。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明確規定微信聊天記錄、微博、電子郵件、電子支付記錄等，均屬于電子證據。當事人以電子數據作為證據的，應當提供原件。原始載體包括儲存有電子數據的手機、計算機或者其他電子設備等。在提交微信聊天記錄時，要提供使用終端設備登錄本方微信賬戶的過程演示，聊天雙方的個人信息界面，以及完整的聊天記錄。
電子數據并不意味著打印出來，或者手機截圖之后，大家就可以放心“刪記錄”了。電子證據作為新型的證據形式，相對傳統證據來說可篡改性比較大。因此，如果想將微信聊天記錄作為證據使用，在無其他證據佐證情況下，要注意三點：
第一，一定要提供原始載體；
第二，要證實微信聊天的對方就是案件對方當事人，即要證明對方當事人是該微信號的使用者；
第三，原始載體上的聊天記錄應當保證完整性，不能隨意選擇刪除，否則完整性將被質疑，可能導致證據不被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