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04年黃某在為海運礦業公司從事 采礦工作市，由于倒塌造成黃某的腰頸椎受傷，經醫院診斷為下半身癱瘓，無能力再干一些重活。后經海運礦業公司與黃某的約定，黃某住院時的費用全部由海運公司承擔。海運公司也另外支付了10萬元人民幣作為黃某的以后生活費用及其所有的撫養未成年孩子的撫養費，雙方就此還簽訂了一份協議，協議約定如果海運公司在10月26日前不能及時的全額支付給黃某該費用的話應先向黃某支付1萬元的人民幣。簽協議的當日海運公司立即又支付了5萬元的 人民幣給黃某，而當一個月后，約定的逾期還是沒有完成，海運公司卻為支付另外的5萬元的人民幣，黃某只好委托其父親向海運公司追討剩余的賠償及相應的違約金，但海運公司卻要父親在黃某原先寫好的收條上寫下：賠償已經全部收取，往后黃某與海運公司再無任何的關系字樣，黃某的父親無奈之下只好為了取得剩下的5萬元的前在收條上簽下了字。
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借據有效，不應該支付。原因就是海運公司已經全部的賠付了相關的損害賠償金，雖然該公司沒有在規定的期限內履行約定的支付義務，但并沒有對黃某造成的其他的直接傷害，并且字據上已經寫明了賠償已經全部收取，往后黃某再無與海運公司有任何的關系字樣，因此不應該支付違約金。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該支付海運礦業公司與黃某約定是雙方當事人的意思真實表示，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礎上簽訂的協議，該約定的是合法有效的。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原因是：違約金是由當事人約定的或者由法律直接規定的，在違約方不履行合同時償付給對方當事人的一定數額的貨幣。這說明違約金可以通過兩種途徑設立，一種是當事人的約定，另一種是由法律直接規定。根據第114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違約時應當根據違約情況向對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也可以約定因違約產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此一規定說明了違約金具有補償性質，即一方當事人違約，只有給對方造成實際損失時，才支付違約金給對方彌補損失;但根據《合同法》第114條第三款之規定：“當事人就遲延履行約定違約金的，違約方支付違約金后，還應當履行債務。”此規定又說明了違約金是具有懲罰性質的，即當事人只要實施了違約行為，無論是否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都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向對方支付違約金。因此筆者認為在我國，違約金作為一種違約應承擔的責任，其具有雙重性：補償性和懲罰性。補償性違約金一般是以實際財產損失的發生為前提的，非違約方在違約行為發生后如果不能證明因違約行為而造成了的實際損害，則不能要求違約方支付違約金，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但懲罰性違約金與補償性違約金卻有著明顯的區別：懲罰性違約金是以違約行為的發生為適用前提的，而不以損害的發生為必要條件，即不管是否發生了實際損害，違約者都必須支付違約金。
筆者認為同意第二種的意見
原因是違約金是由當事人約定的或者法律直接約定的，在違約的不履行合同同時賠付對方當事人一定的數額人民幣。這說明違約金可以通過兩種途徑設立，一種是當事人的約定，另一種是由法律在直接的規定，根據國家規定的114條第一款規定:而且根據《合同法》114條第三款之規定可以獲知，違約金與是可以并行存在的，違約方實際履行了債務，并不能免除其應當支付違約金的責任。因此，只要當事人的約定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簽訂的，而且該約定并不違背相關的法律規定，則當事人一方一旦發生遲延履行的情形，就應該支付約定的違約金，這是十分之明確的。
就本案而言，當事人雙方約定違約金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督促海運礦業公司履行相應的賠償責任并制裁違約行為，因而具有懲罰性，這是其一。其二， 該違約金條款是雙方當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所做的約定，此約定是符合民法的平等、等價有償原則的。其三，該違約金不僅能有效地制裁海運公司可能出現的違約行為，而且更能起到充分保護另一方的當事人的利益的作用。 因此，盡管在此案中沒有實際經濟損失的發生，但海運礦業公司因其違約行為的存在仍應向黃某支付違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