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2010年，戴某欲申報某山區開發項目，而其擔任某縣委常委的親屬花某恰好分管該項工作，于是戴某多次找花某幫忙。花某利用職務便利指使該縣農業開發局將該項目（本來不符合申報條件）向省有關部門進行申報，并積極向省項目考察組打招呼，使該項目被立項。此后，花某應戴某請求，在明知該開發項目為“先建后補”（即應由項目申報者個人出資先行建設，驗收合格后國家再對其予以補貼）的情形下，仍指令縣農村公路建設指揮部、農業開發局等單位使用80余萬元公共資金為該項目修建所涉及的道路等基礎設施。花某還向省驗收組打招呼，讓該項目順利通過驗收。在省里補貼資金撥付縣財政后，花某又向縣財政局打招呼，使戴某順利獲得財政補貼資金80余萬元，花某未從中分得款項。

　　分歧意見：辦案人員對該案定性產生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花某利用職務之便指使有關單位為戴某修建道路等基礎設施，使得戴某利用這些設施，以山區開發項目建設為由騙取財政補貼資金80余萬元，致使公共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構成濫用職權罪，而戴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花某利用職務之便與戴某共謀，在明知戴某申報的開發項目為“先建后補”的情況下，仍指令有關單位使用公共資金為戴某在山區修建道路等基礎設施，致使戴某獲得財政補貼資金80余萬元。根據2000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行為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共同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以貪污罪共犯論處。”因此，花某的行為構成貪污罪，戴某則為貪污共犯。

　　評析：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首先，花某與戴某具有共同貪污的主觀故意。作為縣委分管領導，花某對于該縣開發項目的情況了如指掌，對戴某想騙取財政補貼資金的意圖，也十分清楚。戴某多次找花某幫忙，花某積極給予幫助，充分表明兩人主觀上具有明顯的侵占財政補貼的意圖。本案中，雖然花某個人未分得贓款，但其主觀上具有讓戴某非法占有補貼資金的目的，而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并不要求必須是本人占有，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占有也可以認定為“非法占有目的”。

　　其次，花某與戴某共同利用了花某的職務便利條件。花某時任縣委常委，分管某山區開發項目工作，在職務上具有主管、管理該項工作的便利條件。花某利用職務之便為幫助戴某騙取財政補貼實施了一系列行為，在整個過程中，戴某只是一個輔助角色而已，起主要作用的是花某的行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是順利騙取財政補貼資金的根本原因。

　　再次，花某與戴某采用了騙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貪污罪的手段主要有三種：侵吞、竊取和騙取。本案中花某和戴某采用的是騙取手段，這主要表現在項目的建設環節。該項目為“先建后補”項目，根據規定，戴某必須先出資建設，財政部門才能予以資金補貼。然而花某卻應戴某要求，安排有關單位使用公共資金80余萬元為該項目進行建設，使得該項目具備了“先建”的形式要件，最終使得省相關主管單位產生認識錯誤，對該項目驗收合格并予以“后補”，導致戴某成功騙取了財政補貼資金80余萬元。